社会学美国化的历程及其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启示 2019-12-12 18:29

  回顾社会学美国化的历史,借鉴其经验和教训,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体系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二、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体系的启示中国社会学虽然酝酿于19世纪末,创立于20世纪初,但一度被取缔,直到1979年才恢复重建,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社会学重建后,经过中国社会学人40年的努力,已经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和学术体系打下了比较牢固的基础。在新时代背景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体系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机遇。通过梳理美国社会学美国化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体系的建构。

  美国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回答西方工业带来的社会变迁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关于美国社会学早期议题,参见谢宇,2018)。奥格本的《社会变迁》一书《前言》第一句话即“作为我们时代特征的巨大社会变迁,对关于社会演化和实践规划而言,社会学理论极为重要”(Ogburn,1964b:v)。奥格本成长的时代正是美国社会走出乡土的重大社会变迁时代,其“文化堕距”概念和理论恰好是对那个时代的回应。芝加哥社会学学派的形成也正是对当时美国城市化和南方黑人移民大量涌入芝加哥城的社会学观察和研究的结果(Faris,1967)。⑨帕森斯的宏大理论结构功能主义正是美国走出大萧条和二战后需要社会理论创新以回应时代的结果,同时,彼时学术界对芝加哥学派的不满也呼唤着新的理论,该理论可谓应运而生(Johnston,1986)。

  有了历史维度,社会科学才会“永葆青春”(eternal youth)(Weber,1949/1904)。阿伯特(Abbott,1999)在研究芝加哥学派时提出时间和空间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芝加哥学派正是把时间和空间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关键,比如社区研究和帕克的种群生态学思想都是把时间和空间引入了社会学研究。“而在社会学的主流中,社会事实是位居某个位置的事实(social facts are located facts),是特定社会时间和空间的事实,这样一个思想对当代社会学是陌生的。所有的社会事实都位于其背景脉络中。那么为什么要假装它们不是呢?”(Abbott,1999:197-198)社会事实不同于自然界的现象,社会事实必须要放到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来考察。谢宇(2012,2018;Xie,2011)也一再重申,任何社会学研究都不能脱离具体情境,否则即无多大意义。赵鼎新(2018)不满于西方社会科学对时间的忽视,而提出中国社会科学要引入“道家时间”。成伯清(2015)、冯仕政(2012)和渠敬东(2015)等中国社会学人也提出把历史维度(时间)带回社会学研究。⑩社会科学的时间和空间脉络性质已经逐渐得到关注。行文至此,笔者想到了青年费孝通在《关于实地调查》中所说的话:“且慢用外国名词来形容中国事实,我们得在实地详细看一下”(费孝通,1999a:405)。从彼时彼地概括出的一个外国的名词,不一定适合于中国此时此地的事实。

  中国社会学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奠基人基本上都具有欧美留学背景,尤以得到美国社会学训练者居多(阎明,2010)。孙本文师从于吉丁斯、帕克和奥格本等人,毕业于纽约大学。陈达和吴文藻则毕业于早期美国社会学摇篮的哥伦比亚大学。吴景超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被帕克称为他最好的之一(Chiang,2001)。潘光旦虽非社会学科班,但也是留学美国接受西学训练的。费孝通作为第二代社会学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师从马林诺夫斯基,且受帕克影响极大。

  时代中国社会学大体上有三大传统,一是以孙本文为代表的中央大学综合学派,二是唯物史观社会学派,再一个则是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学派(周晓虹,2012)。孙本文是中央大学(现为学)社会学系首任系主任,根据周晓虹的研究,其学派是新政权前的社会学主流。其实彼时社会学流派不止三家,还有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学派”,以及以陈达和潘光旦为代表的社会学“清华学派”等(闻翔,2016)。

  “清华学派”的陈达和潘光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类比为奥格本和帕克。陈达的博士生导师为奥格本,毕业论文是研究在美国的华人劳工,这也是奥格本及当时美国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即劳工领域。陈达和奥格本都是社会学科班出身且重视统计分析。潘光旦学术训练非社会学,与帕克类似,而且两人都具有社会人文关怀。不同的是,潘与陈的学术张力并没有导致个人间的紧张,而是丰富了清华学派(闻翔,2016),而奥格本和帕克之间的张力则导致个人间的不合,当然两人都对芝加哥学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Abbott,1999)。

  唯物史观社会学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由于其目的指向中国而带有浓厚的经济学色彩(Chiang,2001)。以上海大学瞿秋白的社会学研究和的社会调查为代表,这一学派有着非常强烈的社会关怀,要实现主义,消灭阶级不平等,理想宏大。

  中国的社会学在1979年恢复重建时,费孝通给重建后的社会学打上了明显的“燕京学派”的社会学色彩。重建后的社会学继承的是唯物史观和燕京学派相结合的学术体制,孙本文的综合学派已经不具有影响力。20世纪80年代初期,社会学的“南开班”现象则把美国社会学特点作为一脉力量为重建的中国社会学增添了新的活力。“布劳—林南—李哲夫构成的‘理论—方—统计技术’课程几乎就是帕森斯—默顿—拉扎斯菲尔德‘铁三角’的翻版”,重建社会学的中坚分子大多来自该班,一定程度上打上了美国社会学的烙印(张龙,2017:307)。

  不管是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学派”,还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学派,都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和公共参与精神及行动。费孝通在社会学重建中的影响力无人可及,而费孝通的学术传统既来自马林诺夫斯基、史禄国、帕克,也来自英国费边社思想领袖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11)如果考虑到费孝通在接受美国人类学家巴博德的采访时说,“生产力决定社会的一切”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他是早就接受的(费孝通,1999b),可以说费孝通个人承接着“燕京学派”和“唯物史观”学派两家的思想。这一学术传统加上儒家的“经世致用”传统,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新传统就既具有很强的学术立场,又具有社会关怀的风格(陈心想,2017;Wu,2009)。(12)这与社会学美国化的路径依赖一样,中国社会学学术体系特色必然受到中国社会学传统路径的影响。

  以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为代表的“燕京学派”社会学为中国社会学奠定了社会学与人类学密切结合的社会学研究传统,(13)麻国庆把人类学与社会学的互动整合为比较社会学的方法传统,并认为“在这方面,费孝通教授的社会人类学思想,为比较社会学在中国的实践和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麻国庆,2016:15)。费孝通的燕京学派与帕克的芝加哥学派风格最为接近。帕克的芝加哥学派在彼时美国量化研究主流中异军突起,影响了世界社会学的发展。继承和拓展费孝通等燕京学派开创的中国社会学派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术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量化研究越来越主导社会学学术的时代,我们应该从美国社会学发展中学习经验吸取教训,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术体系保持对多元取向的宽容和平衡,(14)当是中国社会学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之一。

  美国社会学与经济学和统计学早期多年的亲缘关系,奠定了其量化与统计技术使用的传统。美国社会学在取得完全独立的学科地位后,为了保障新学科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表现出强烈的科学化诉求倾向。奥格本早年很热衷于社会学研究的科学化,推崇统计学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社会学美国化的这种追求科学化的技术主义给美国社会学带来了很大的弊端。在科塞看来,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社会学家们在研究中过于看重精确测量,而不是实质性问题。使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因缘是他作为年度会长在1975年社会学年会演讲之前一个朋友对他说的话。那位朋友是美国一家社会学重要期刊的编辑,很骄傲地对他说,不管一篇论文实质水平如何,用那些老方法而不是使用回归和路径分析的新技术的,一概拒掉。一篇论文,充满着模型和数据图表,看上去很美,编辑们就很看好。自从普通最小二乘回归(OLS regression)出现,社会科学杂志即变得充满了回归表格、OLS方程、路径模型以及变量为中心的视角(Abbott,1988)。这个问题导致的结果就是研究方法比问题的实质重要性更重要。

  科塞(Coser,1975)说,他这位朋友的看法并不是绝无仅有,更多的人心照不宣。可是,这些人忘记了,虽然计算机可以帮助我们更精确地测量计算,而测量本身只是实现更好分析和解释的工具。如果概念和理论较弱,无论测量多精确,都无法促进解释科学的发展。实际上,没有理论支撑的量化测量结果是没有根基的,或者说是没有灵魂的。针对这个问题,科塞认为,一些学者存在错误认识,以为可以通过方法上的“强”弥补理论上的“弱”。现代的研究方法确实大大提高了社会学研究质量。而科塞关心的不是这些方法的使用,而是滥用方法的问题。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却使用了最为精密的方法。好像用了这些方法就不用管研究的问题和发现是否重要了。科塞用了一个比喻,就像工具定律所说的:“给小男孩一把锤子,他就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要敲敲砸砸”(Coser,1975:692-693)。

  在采用统计回归方法之后,训练新一代社会学人时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这些学子们不去碰那些难以搜集数据的研究问题,都集中到容易获取数据的领域。结果会造成大量垃圾信息,顶多也就是对一些问题彻底研究透,而对另一些问题则毫无感知。这样培养出的社会学者,至少有些证据证明他们具有超强的研究技术,但缺乏理论创新的思考能力。谁还愿意冒风险去做艰苦的理论工作,因为量化的论文安全快捷,发表又多又快。缺乏雄心的新手们通过追求数量而非发表的质量来获取职业生涯的提升,这就导致他们对方法精益求精,而不关注理论。

  科塞引用其他学者的话来描述这种量化文之快捷。“一种快速文的办法就是应用‘(同样)的程序、论题或者工具,一次又一次反复用,或者引进一些新变量,或者原来的变量略做修改,就这样很快地做出了大量研究成果’”(Coser,1975:693)。正如那位编辑所宣称的一样,学术杂志越来越偏爱充斥着回归和模型的论文,而倾向于拒绝那些“软”(soft)的理论论文。在这种报酬机制下,谁还敢去搞理论创新,费时费力又不容易文。

  这种问题并不是方法本身错了,而是使用方法的人有问题。(15)科塞举出了一个当时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布劳—邓肯模型在社会分层领域的应用。著名的布劳—邓肯模型就是得益于路径分析(path analytical methods)。1967年,布劳和邓肯两位社会学家在《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提出了分析父子代际职业流动模型,系统地追踪父亲的职业和教育水平对儿子的教育和第一份工作职位的影响,第一次对现代工业社会里职业结构分层体系中个人所受到的祖荫和个人努力的影响做出测量。这里研究的是一个社会阶级的分布性(distributive)的方面,而不是关系性(relational)的方面。问题就在于这种分布性的研究容易获取资料,有了这样一个模型,使得像《美国社会学评论》这样的顶尖级刊物都接二连三地发表类似的研究,而极少有人去研究具体的关系性的方面。究竟不同的阶级权力和社会优势是如何运作的?不同阶级或者利益群体之间是如何互动的?造成这样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机会的差别的原因是什么?这样的关系性问题更加重要,至少也应当与分布性的问题平分秋色,但因为方法和数据搜集难易程度存在巨大差别,社会阶级的关系性方面在实际研究中难以获得重视。

  除了科塞批评的对关系性方面的问题的忽视之外,还存在研究者使用不当的问题。比如邓肯本人对社会学采用此方法也很不满,“原因是很多研究者使用此方法时不予思考,过于随意,完全违背了他的初衷”(谢宇,2008:92)。

  另外,统计量化技术决定主义也根植于美国个人成就的意识形态。所以“总起来看,在有限领域里统计方法与意识形态相结合阻碍了我们的学科的发展,使我们无法对那些塑造我们的共同命运和决定我们的生活机会的主要社会力量作出充分分析和解释。如果计算机和新的方法工具不能够充分处理我们所提出的问题,那么就让我们至少在理论解释上先向前推进,即使以后需要通过更精确的经验研究进行淬炼或者修改。让我们不要再继续走在一条削足适履的道路上,用诗人罗伊·坎贝尔的诗句说,即‘他们把马嚼子马衔索扣得都很好,但那马已浑身是血’”(Coser,1975:695)。这也是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所批评的美国社会学的弊端。

  即使我们撇开因为数据搜集造成的实质性研究问题的偏差,就模型分析方法本身而言,多年来也积压了难以否认的问题,造成了目前颇受关注的“科学的危机”(Young,2018)。这一危机与模型的不确定性(model uncertainty)直接相关。原来的统计分析假定“真正的模型”已知,研究者设定的模型即是该模型。而实际上可能的模型非常多,我们也无法知道哪个是唯一最好的“真正的模型”。学者们倾向于“挑樱桃”的选择方法,在论文里把自己喜爱的模型结果报告给读者。这样便导致同一个数据不同的研究者得到的结果不同。许多研究不能在重复分析中得到同样的发现,造成了科学的危机(Young,2018)。(16)

  即使没有这一“科学的危机”,技术决定主义的经验研究也会带来知识的碎片化,导致“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在积累大量知识的同时也弱化了我们的直觉和智慧,使得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赵鼎新,2018:21)。这也可以解释笔者先前所说的奥格本自己很少使用复杂统计,并说自己在做政府部门顾问时给的建议不是“科学的”,因为其失去了智慧。可见奥格本对“科学的”量化社会学的认识还比较清醒,而绝大多数科学主义者不具有这种清醒的认识。借用赵鼎新的话说:“实用主义社会科学貌似很科学,但是社会科学家自身的价值观、秉性甚至狭隘和无知都从后门中走了进来”(赵鼎新,2018:2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