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平台的监管应该充分考察其金融属性 2019-12-20 20:58

  如果分业监管是一种,那么对监管层来说,这么多孩子该怎么管呢?一种声音说不应该管机构应该管业务,另一种声音反驳说监管者管不了机构也管不了业务,因为机构太多他管不过来,业务太多他看不懂。把这些争论放到一边,我们认为,监管者应该充分考察监管对象的金融属性,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如果看起来像鸭子,走路像鸭子,说话也像鸭子,那就是鸭子吧。”

  本次针对互联网金融的整顿,导 火索是P2P行业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恶性欺诈事件。中国金融市场里面都是恐龙级的大型银行,做小微金融的确不是他们的强项。中国又缺乏中小银行,P2P能够帮助市场解决资金配置的问题,因此一旦萌芽便以星火燎原之势迅猛发展,并且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P2P借贷市场,比位居第二的美国和第三的英国加起来还要多。

  从信息和盈利模式看,P2P平台相当于一个评级公司,交易所和券商的综合体,任何个人和小微企业主可以将自己作为借款实体“挂牌”发债,任何小投资者也可以购买任何数量的这类债券。 笔者认为可以暂且把这类P2P平台称作“债券型的新四板”。这么一看,平台公司身兼数职,各个职位的功能还可能有所抵触。在实体金融,我们有很好的理由不让交易所同时作唯一的券商和唯一的评级公司。互联网金融让这种混业经营成为现实,该怎么监管?至少有一点应该是清楚的,不能简单地只由银监会来监管,尤其在这些公司不能设立资金池也没有资本金的情况下,银监会的工具箱里可用的工具实在不多。

  比较有趣的一点是,笔者刚刚提到的蚂蚁小贷和微粒贷,都不是P2P平台,也不是信息中介。其实相对于很多的P2P平台,这两家公司更有做P2P的基因。不管是淘 宝还是微信,确实直接把人与人连接起来。通过在淘 宝店的购物体验或微信朋友圈的直接沟通,一边的P可以很了解另一边的P。所以小投资者的信息也许可以让他们更好地做出投前的评估,也可以让他们更有效地作投后监督。 鉴于这样的信息基础,阿里和腾讯可以只做交易平台,撮合借款人和投资人。或者,他们也可以选择lending club这样的信息中介模式给所有的借款人评级,然后让投资者自己选择投资标的。

  有趣的是,蚂蚁小贷和微粒贷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投资中介的模式。依赖的都是自己平台的大数据和自己公司大数据挖掘的能力。微粒贷直接就是由微众银行发的普惠金融产品;而蚂蚁小贷用的是蚂蚁金服的自有资金。其实,从传统金融业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投资中介是比信息中介更普遍更易盈利的模式,很多传统的信息中介(比如券商)也正积极向投资中介转型(自营部,基金牌照等)。

  目前阿里也好腾讯也好,对信息的挖掘只用于放贷,如果这些融资者要作众筹呢?平台该做信息中介还是投资中介?从这些假设,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金融的巨大想象空间。笔者显然只触及了冰山一角。可以肯定的是,监管的设定会很大程度影响这个行业的发展方向和竞争格局。

  对平台的监管,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保护投资者,保证平台上产品的安全。一方面,平台为了自己的信誉而有自律的动力,比如2013年支付宝出于行业风险的考虑决定不接入P2P;比如本月9日,Lending Club创始人兼公司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Renaud Laplanche在没有监管介入的情况下,因为内部评估发现的违规出 售而引咎辞职。另一方面,劣币驱逐良币会导致平台迎合投资者偏好,推荐高风险产品。平台也有动力推荐愿意支付高平台费用的产品,而这种产品一般都具有高风险。

  所以,监管的第一个层面是针对“互联网金融大超市”,也就是通过互联网销售的现有的金融服务。监管层可以用“谁的孩子谁抱走”的监管框架来管理好产品端,同时确保资金通道的安全。

  更复杂的情况也是大多数情况是,平台会参与到金融产品的设计中去并提供金融服务。这就需要对平台的金融属性进行监管。对监管层来说,这是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部分。即便在监管非常成熟的美国和英国,对网络借贷平台以及整个金融科技行业(Fintech)该如何监管也是众说纷纭。有监管者担心投资者从网络借贷平台那里获得的信息是否充分,强调平台应该充分披露行业专属风险和借贷模型。传统银行则呼吁拥有一个和金融科技公司一样公平的监管环境,而网络借贷机构则游说监管应该鼓励创新,使用大数据新科技扩大信贷以促进经济发展。

  以P2P网络借贷为例,英国和美国就采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监管方式。美国模式是信息中介模式,平台通过撮合交易获得中介费,借贷双方责任自负。监管机构是证监会(SEC),监管的核心在于信息披露。英国是P2P的发源地也是最早出 台P2P监管规则的国家。英国模式是平台要承担一定的信用风险,因此平台与银行有类似的监管要求,比如资本金等等。当然为了不让太严的监管扼杀了创新,平台的资本金要求远低于银行(在千分之一到三之间,平台规模越大资本金要求越低)。

  从目前公开的数据来看,这两种模式并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今年4月Business Insider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去年美国的P2P市场的融资量为66亿美元,增长了128%。虽然以融资量计算,美国的规模超过了英国,但是如果以人均计算,英国以人均35.62美元大幅超过美国的20.70美元,高出72%。

  如前文所述,中国监管机构将P2P平台定性为信息中介,与美国类似,但是目前监管机构是银监会,而不是与美国SEC对应的证监会。作为信息中介,监管的核心应该在于信息披露,以利于投资人做出投资判断。这并不是银监会常用的监管工具和流程。另外,两家最重要的网络借贷公司,蚂蚁小贷和微粒贷,早早取得了银行牌照,都可以做信用中介(或投资中介)。银监会又恰恰是合适的监管机构。所以,对监管层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从金融属性出发,在保证平台安全的前提下鼓励创新,并保证竞争环境的公平和市场的稳定。

  由剑桥大学新兴金融中心、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和悉尼大学商学院研究团队联合撰写的《亚太地区网络替代金融基准报告》中披露:以融资量计算,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网络替代金融市场,其规模在2015年达到了1,017亿美元(约6,387.9亿人民币),其中P2P个人信贷以524.4亿美元的融资量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随后是P2P企业信贷的396.3亿美元,及房地产信贷的55.1亿美元,股权模式众筹达到9.48亿美元。

  如果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是划一道线,这道线应该怎么划?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认为,这道线应该以鼓励创新,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的稳定,和保护投资者为准则,并且给市场充分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如果为了强化监管而限制金融创新,这种监管思路将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健康的金融创新,可以提高金融体系对项目和公司的评估能力,能够将资本配置到最有前景的项目,能够以过去没有的方式监测资金的运用情况,确保资金安全。

  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下行压力,管理层已经多次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体制机制创新,最终目标是形成经济增长新机制。服务于实体经济是对金融的根本要求,而互联网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已经有目共睹。

  中国正在向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迈进,中国已经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而贸易和金融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因此,中国互联网金融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并不奇怪。虽然中国没有完善的信用体系,但是这并没有像很多人预料的那样成为互联网金融的绊脚石。阿里巴巴和京东等公司将消费者的个人零售数据作为信用评级资料来使用,腾讯则尝试运用社交数据进行信用分析。这些创造性的做法,为中国这个人口最为稠密的国家带来了金融福利。

  根据花旗银行研究部门的一份报告,2015年流向互联网金融初创公司的美国风险投资达到74亿美元,然而这些资金的流向却最终都到了中国。不知不觉中,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创新市场。互联网金融是中国全局性金融改革的重要一环。在规范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的同时,应该让互联网金融做自己擅长做的事情,做它能做好的事情。互联网金融机构如果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真正有效,就应该始终对投资者透明,安全和稳健地运营,做负责任的金融。

  监管可能会降低竞争的有效性,不管更可能导致市场动荡和投资者受损。监管并不神秘,也没有那么复杂。监管者的职责就是做他人不能或者不愿意做,但是又必须要做的事情。搞清楚监管的这条线应该怎么划,就要弄明白什么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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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商已经颠覆传统零售行业的格局的背景下,互联网金融发展可能导致的“金融脱媒”现象更是让传统的金融机构胆战心惊。